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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T经济学拉丁美洲的特殊困境

发布时间:2018-11-27 16:47:20 编辑:笔名

DIRT经济学:拉丁美洲的特殊困境

“当欧洲人初登上安的列斯群岛的海岸,继而在不久后登上南美大陆之时,他们以为自己所到的是诗人吟咏的仙境。”“在这迷人的所在,目力所及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或者为着使人愉悦而安排的。”“人们沉湎于这种氛围当中,我还没有见过那种外部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会像此地这样大,大到使人们只顾眼前而不管将来。”这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31年写下的句子,见于巨着《民主在美国 》章。我们固然不必迷信环境决定论的斩钉截铁,但也可以窥见:在拉丁美洲脱离西班牙统治还不到十年时,观察家已经意识到它的发展轨迹与同样由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北美大相径庭。  2014年4月10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边防警察在被封锁的高速公路上守卫。

贫民区总是拉美一道风景线。   183年过去,情况和托克维尔发出其感慨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今天,拉丁美洲经济总量的5个国家巴西 、墨西哥 、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在世界GDP排行榜上的名次依次是7、14、26、29、35(世界银行2010年数据,下同)。从1990年到2000年,有3个拉美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进入了世界前20;人口居于世界前20位的巨型城市中,南美占了1/5;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分别是世界第5、第11、第16大农业出口国,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工业出口额排在世界第5、13、27、30位。而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额度上,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分别排在世界第5、19、20位,毋庸置疑已跻身新兴市场之列。  然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人均接受国际援助额度的10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里,拉美国家稳稳占据3席;从2000年到20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40个国家里有8个来自拉美;海地和委内瑞拉高居世界腐败指数排行榜的前10位,谋杀案发生率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和地区里,只有3个不是出自拉美。作为世界第29大经济体和第23大制造业出口国,阿根廷“光荣”地拥有世界第三高的抢劫案发生率,而委内瑞拉的谋杀案发生率比长期混乱的乌干达还高1/3。更加醒目的还有外债水平—在世界外债总额排名前50位的国家里,拉美地区占有9席,而这9个国家在外债占GDP比例排名的榜单里无一例外也高居前50位。  尽管内部各板块间存在显着的历史、地理、人种和经济结构差异,我们依然可以借助四项要素来考察整个拉丁美洲繁荣而不稳定的内在原因。姑且称之为“DIRT经济学”吧—毕竟,债务(Debt)、国际援助(International Aid)、资源(Resources)和征税(Taxation)是拉美地区比较共通的经济变量。而它们的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结论:短缺不是关键,权利分配不均、尤其是政府刻意造成的不均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才更加负面。能否走出“DIRT经济学”的怪圈,将决定拉丁美洲的前途。  Debt(债务):阿根廷周而复始的噩梦  近几个星期,国际舆论多把注意力放在乌克兰局势和加沙冲突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因为拒绝向以NML资本为首的美国对冲基金偿还13.3亿美元的债务,阿根廷极有可能在7月30日发生主权债务违约。这是该国13年以来第二次成为“老赖”,也是近28年里的第三次。而此次违约涉及的债券,实际上还是2001年危机的遗产。  在阿根廷,故事往往是如此,因为有两个以上对立党派,执政联盟及其民众班底从借债中获得的短期收益总是会比平等主义的“大锅饭”高,而偿债义务却是由全民在承担,所以借债显然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卡洛斯 ?梅内姆在1990年代推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地方政府和执政联盟的开支要求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终酿成2001年的崩盘。  这种周期性的“债务综合征”不是发生在军人当政时期,而是与民主化进程一同出现;无论左派的庇隆主义者还是中间派的激进党人对借债都乐此不疲:这是阿根廷令人感兴趣的现象之一。单以经济学逻辑解释,不免失于薄弱。更大程度上,借债是一种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因为今天的支出是以往后的偿还本息作为先决条件的,但承担偿债义务的不一定是本届政府,是故率先做出借债决策者并不会背上道义包袱。而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日益增加的社会,支持政府借债意味着国民—至少是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执政党的支持者及其代表—对自己从借债中获得的收益持乐观预期。  与需求相对的是供给。一般而言,银行和债权人对独裁者的借贷需求会抱怀疑态度,后者的偿还能力受该国经济水平的制约,并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当独裁者陷于权力倾轧风波时,债权人往往会给新的信贷加上苛刻的附加条件,以降低血本无归的风险。但把横征暴敛、发展经济不力的独裁者换成一个民主化程度节节攀升、经济前景预期较为乐观的国家,国际资本马上换了一张面孔,逐利心理和对“民主政府信誉较佳”的笃信使他们日益放低举债和融资的成本,甚至鼓励激进的赤字政策。结果,经济稳定增长本来意味着对债务规模的控制和削减,但受到鼓励的政府反而变本加厉地借债,造成“经济越增长,债务越上升”的怪象。当政府终于察觉到偿债成本过于高昂、并开始违约时,事情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在历史上,欧洲国家只有一次曾对拉丁美洲的大规模债务违约行为进行武力征讨,那就是1862年英法西三国对墨西哥的远征,但因为随后由法国炮制的马克西米利安帝国破产,远征终以失败告终。何况当今法治昌明,对“老赖”进行军事或政治制裁很难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在拉美国家对主权债务违约,常见的处理方式是进行债务重组,把到期的旧债券按较大幅度的折扣转换为长期新债,并对为短期纾困而举借的债务做优先偿本付息。例如阿根廷在2001年债务危机后,就曾分两次把未清偿的旧债券转换为新债券,折扣为25%-35%。另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债务减免,主要针对偿还能力、短期困境严重的国家。但无论债务重组还是债务减免都不可能杜绝一种现象:当领导人发现偿债成本出现大幅下降时,他们或许又会寻求举借新的外债。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 ?德?基什内尔近在对债务违约发表评论时,依据的就是这种逻辑—持有13.3亿美元旧债券的美国对冲基金属于拒绝接受债券打折的少数派,而阿根廷政府一口咬定这些债券已经“毫无价值”。  International Aid(国际援助):加勒比贫穷的逻辑  和借债一样,国际援助也是拉美一些地区的喜欢的“输血”方式,他们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当一个国家不惮于将饥饿的儿童、无家可归的受灾民众和缺乏基本医疗设备的乡村展示给全世界时,道义冲动和舆论压力都会促使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做出援助的决定。与举借外债不同,长期接受国际援助的国家往往被认定缺乏偿债能力,故而当外界开始输入物资和资金援助时,很少会做效费比分析。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情形:那些早就被证明执政水平低下、贪腐盛行的政府,现在却得以支配从天而降的国际援助,这种援助的效果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实施对外援助时,并不十分关心援助款项和物资是否有助于被援助地区人民境况的改善。一些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外部形象,另一些国家则是为了本身的政治或外交利益;换言之,当援助物资发往受援地区之时,大部分援助国的任务已经达成,绩效则不再重要。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明知受援地区的政府存在普遍的贪污和低效现象,但出于自身需要,依然慷慨抛洒金钱:美国的相当一部分对外援助便是这种类型。贪污成风的政府发现贩卖悲惨也可以发家致富,当然更没有兴趣摘掉“不发达国家”的帽子了。  在拉美地区,加勒比海国家突出地反映了“援助黑洞”现象。“冷战”时期,这里曾是美国警戒古巴的前哨,仅凭一句“消灭卡斯特罗”的口号就可能换来丰厚的经济报偿。海地就是一个典型:经过半个世纪的国际援助“输血”,到2010年,该国接受的多边和双边援助金额位居世界第四(按人均计算则为第八),拥有世界第二高的财政赤字率、高的人才流失率和第三低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却又有着贪污指数高居世界第八的政府和全世界惊人的基尼指数(59.5,排行榜前10位里有6个是拉美国家)。从1957年到1986年,海地先后由杜瓦利埃父子统治,在此期间美国每年为其提供1500万美元援助,以帮助海地消灭疟疾、文盲和寄生虫病,这些援助分文不落地汇进了杜瓦利埃家族在瑞士的账户,而杜瓦利埃父子为海地开发的创汇行业是出口活人血浆和死人尸体。1971年老杜瓦利埃病死时,留下了6亿美元的银行存款;而当1986年小杜瓦利埃政府被推翻时,这位独裁者仅从太子港带走的现钞就有1亿美元之多。而在杜瓦利埃之后,继任总统的阿里斯蒂德在年至少又贪污了1000万美元的国际援助款。此人还在2003年向法国提出210亿美元的索赔要求,作为19世纪初一次冲突的补偿,结果当然被回绝。  海地并不是“援助黑洞”的样板。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加勒比国家都可以称为老牌“吃援助”专业户。这些国家往往缺乏资源、经济规模有限,传统进出口市场集中于美洲,世界影响力更是微乎其微。然而某些拉美小国经过可以因为大国角力获得“援助”,这无异于飞来横财。很多象征性的“外交表态”对这些偏居一隅的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实际伤害。更有甚者,部分国家还会在不同得国际力量之间待价而沽,视金钱“援助”的多寡来决定外交姿态。至于资金的去向,当然不会用来改善民生,反正一俟天灾人祸、把影像资料传上互联,又会有新的援助上门。这也是一门稳赚的生意。  Resources(资源):委内瑞拉被诅咒的馈赠  欧佩克创始人之一、委内瑞拉矿业和油气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在1960年代有云:“石油是魔鬼的粪便……再过10年或20年它准会毁掉我们。”这或许不是一句谶言。但对那些视资源出口带来的美元超过潜在的完善经济结构机会的国家来说,“魔鬼的粪便”显然是一种被诅咒的馈赠。  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以能源出口为经济支柱的国家。据世界银行2010年统计,该国已探明原油储量高居世界,同时拥有世界第13大黄金储备和第21高的生活成本(与德国持平,高于加拿大 )。与账面上的富庶相伴随的是世界第5高的人才流失率、第10高的腐败指数(超过安哥拉、乍得和民主刚果)和第5高的谋杀案发生率,这和该国前领导人查韦斯长期标榜的“玻利瓦尔主义”显然相去甚远。  作为大自然的馈赠,石油以及其他天然原材料给予了政府领导人相对方便的获取外汇的途径;这种馈赠独立于一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风险又比借债要小。然则石油美元的支出方式显然不止一种:它可以用于提高普遍的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准,也可以仅仅分配给政府及其“信赖”的行业。而当一个国家将大部分资本和人力用于发展石油开采业时,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和自身的脆弱性又会出现增长,抗冲击能力显着下降。  年,能源出口占委内瑞拉GDP的份额从来没有低于25%,而该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查韦斯在1999年上台后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一反民主行动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诺进行收入重新分配和福利制度改革;而为了积累改革所需的资本,能源产业必须进行大规模国有化。这种激进举措一度引发了未遂军事政变和席卷全国的罢工,但受全球油价上涨影响,混乱在短期内得到了遏制。委内瑞拉开始以一种富于浪漫主义的方式建设其“民主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大,收入则用于增加工资和改善基础生活设施。  这种一面倒的发展路线,造就了一种特点异常鲜明、缺陷也格外突出的经济结构。在能源产业和政府投资拉动下,委内瑞拉的失业率在7年内下降了6.4%,贫困人口率下降了6%;到查韦斯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时,贫困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10%,这还是在提高了贫困线的前提下。但委内瑞拉同时也是世界上私营经济不发达、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家之一,商业和管理人才出现大幅流失,注册一家新公司需要141天,时长高居世界第三。高昂的生活成本和通胀率完全不能反映平均生活水平—它们是被高油价拱起来的。  不仅如此,在查韦斯去世以前,能源国有化带来的贪腐和低效率已经让委内瑞拉深受其害。军人、警察以及政府机关在基建项目和土地改革中掌握了话语权,尽管不时有贪污官员被惩治的消息传出,大局依旧毫无改观。治安管理部门热衷敛财,对社会问题置若罔闻,使首都加拉加斯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犯罪率、高谋杀率都市。为了尽可能抬高油价、增加出口收入,委内瑞拉屡次单方面变更石油开采和出口量,引起其他欧佩克国家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敢预料“查韦斯模式”面对低油价时的抗冲击力,这对委内瑞拉的未来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到2014年,“查韦斯模式”在委内瑞拉已经推行了15年,造成一个GDP萎缩近2%、若干指标显着改善但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  Taxation(征税):巴西的“官民博弈”  巴西近年来推行的制造业减税政策,就是顺周期模式的典范:在经济增长率高企引起本币升值的情况下,政府出台了16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措施,以扶植本国薄弱的纺织、鞋类、家具和软件业。然而从国外进口廉价的纺织品、日用品和家具显然更有助于遏制而不是助长通胀,减税政策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政治平衡的考虑。  一般而言,在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健康、政府稳定高效的国家,税收是调节经济的有效杠杆。政府在以收入化为目标的前提下,需要综合考虑执政联盟的行业背景、税率对劳动者工作热情的影响以及税收政策本身的可操作性,制订出一个合理的税率,并根据现实财政状况进行调节。  为了应对经济波动,西欧和美国倾向于采取逆周期的税收和财政政策:在衰退时期,政府扩大支出并减税,以刺激经济复苏;在增长时期,为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实行紧缩政策,以控制总需求的扩张。然而拉美国家大体反其道而行,它们的税率调整和债务政策都是顺周期的——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反而会削减支出、提高税率,以增加短期收入,同时厉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巴西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国家。  特别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巴西和另外许多拉美国家形成了高分权度、低凝聚力的政治格局。高分权意味着中央政府对财政收支的控制力降低,方便了地方政府遂行独立的、利己主义的财政政策,破坏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中央政府在平时可做的调整较少,只有到了赤字高企、难以偿债的阶段,才得以通过提高税率来增加支付能力,强化调控经济的能力。同时,不同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现象十分普遍,政府必须把相当一部分财政资源分配给不同的政党,同时又不能贸然提高某一行业的税率,以免引发关系万千重的执政联盟的内讧,这就助长了顺周期政策带来的赤字效应。即使是在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阶段,财政资源也往往被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或其他寻租者用于消耗浪费,而不是储蓄起来用于偿还债务,公众也会要求政府降低税收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结果,大家群策群力,一同奔向“老赖”之路。  饶是如此,巴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依旧不高。他们的怀疑除去针对政府配置资源的合理程度外,实际上也指向政府的道德形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启不过40年,许多国家的政府依旧把执政能力低下归结为“交学费”,对国际经济环境认知不明,而把收支政策偏颇带来的损失转嫁给全体国民。稳定时期,民众对政府的承诺态度犹疑;动荡时期,更不相信政府能够挽救危机,这就变相抬高了治理危机的成本。于是,问题又回到了183年前托克维尔的质问:为何人们会只顾眼前而不管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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