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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红色游击队境外受挫大清洗当场

2019-02-28 04:39:40

1970年代红色游击队境外受挫 大清洗当场枪毙知青

境外知青在执行护送首长的任务

20世纪70年代初,境外知青的革命热情遭受严重挫折,红色游击队陷入南下战役失败的困境之中。

许多老知青向我感慨说,如果南下战役取得胜利,革命成功将不是一句空话,一个革命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将崛起在金三角土地上。他们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都很黯淡,透露出一种壮志未酬的苍凉和无奈。

一场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以惨重失败告终,游击队不仅没能占领L城,反而遭受空前损失: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数以千计英勇的游击队员牺牲生命,伤员不计其数。敌人随即发动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丧失三分之二等等。

关于南下战役失败的种种教训,左倾盲动、轻敌冒进、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等等,那应当是历史学家探讨的内容。我关心的问题是,战争失败给那些狂热投身战场的中国知青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二杜说:我们是肩负历史重任的一代,我们上战场当然是为了消灭敌人,不然我们为什么要上战场呢?

老知青吴庭正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纸老虎会变成真老虎。

梁晓军回忆说:我父亲是老革命,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一座红彤彤的江山来。我是父亲的儿子,所以当南下战役开始时,我心中激情奔涌,为自己自豪。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会失败。

康国华断然地说:我们当然是为胜利而战,谁会为失败而战呢?至少我们当时以为,正义和革命战争是不应该失败的,所以许多人根本没有想过打败仗。

老邬讲了一件事。他说:L城战斗激烈的时候,我从阵地上背下一个伤员,他眼看不行了,胸口中了两枪。他的神情很悲痛,眼神很绝望,他喃喃地质问我;敌人为什么还不投降?他们难道不是反动派吗?

围攻L城的战役失败得很彻底,增援的敌人像赶兔子一样把游击队重新赶回大山里,激情变成泡沫,严酷现实像冰山一样毫不留情地撞沉游击队的“泰坦尼克号”。

革命由此跌入低谷,红色游击队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山区。我想,如果中国知青(红卫兵)事先知道他们将为失败而不是胜利付出代价,他们将面对的是吃人的真老虎而不是纸老虎,这些狂热的年轻人还会那样豪情万丈和欢呼雀跃地越过国境来打仗吗?他们会同意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白白地抛洒在一场轻率冒进的失败战争中吗?

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我在金三角边境拜会一位侨居的外国老人,因为老人身份极为特殊,我姑且称呼他为“O”吧。O说:南下战役失败给革命敲响警钟,它说明我们队伍严重不纯。许多人思想混乱,革命意志不坚定,机会主义思潮泛滥,动摇分子和逃兵大量涌现,有的部队竟出现成班成排的逃亡……如果不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坚决打击一切动摇和破坏革命力量的坏人,游击队将毁于一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总部决定发动一场大清洗运动。

我相信自己的嘴巴一定合不拢来,像只愚蠢的鸵鸟的屁股。我结结巴巴地说:大清洗……运动?

境外知青的革命热情遭受严重挫折

我说:请问,运动的宗旨是什么?达到什么目的?采取何种形式?清洗那些对象?

他干巴巴地回答:纯洁革命队伍,强化专政手段,反对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坚决和毫不手软地消灭一切反动分子。为此游击队总部成立了红卫兵。

我更惊讶了,好像我面前站着一个外星人。我说:红卫兵?他们要造谁的反呢?

造你们自己的反吗?

老人看我一眼,他坚定地回答:不,红卫兵是总部忠诚的武装卫士,他们的任务是镇压一切钻进游击队内部的反动派。

我感到一股冷气从脚底升起来。

有个境外知青对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知青战斗小组袭击国境附近的敌人据点,完成任务后只有组长返回,他扛着三支枪,另两名知青做了逃兵。但是组长没能逃脱军法审判,他被关进监狱,罪名是“合谋逃跑”和“投降主义”。

平静地说:不制止犯罪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我的心头被一团由远及近的风暴阴影所笼罩,我小心地说:请问游击队一共镇压了多少反动分子?判刑多少?枪毙多少?关进监牢多少?有统计数字吗?

老人警觉地看我一眼,他的目光冷峻,没有说话,我感觉自己好像撞上一堵坚硬的石墙。

小G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知青,但是后来他一夜之间出了名,他的故事在游击队知青中几乎尽人皆知,可惜他的扬名是以死刑为代价的。许多老知青告诉我,小G是游击队树立的个反面典型,他的罪名是动摇分子和逃兵。小G之死还有另一层重大意义,那就是“大清洗运动”拉开序幕。

我相信逃跑并不是逃兵的愿望,比如那个倒霉的死刑犯小G,如果他参加游击队的目的是为了做逃兵,他又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越过国境来打仗呢?可是革命不管动机,游击队在南下战役失败之后公开枪毙的个逃兵和动摇分子就是小G。

人们猜测说,决定小G命运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因为其显赫的家庭出身,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个历史名人,曾任辛亥革命之后的云南大都督和“讨袁护国军”总司令,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什么藤结什么瓜,小G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游击队召开斗争大会,人们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

会后就地枪毙犯人,小G死有余辜。

2000年我走进滇西北高原深处一座小城,我看见莽莽苍苍的横断山脉高耸入云,像一道城墙。我寻访到小G的亲属,小G的亲属是个耄耋老人,耳朵有些背,但是思路基本清晰。

根据他的回忆,我大抵弄明白小G小时候是个听话的男孩子,热爱学习,讲卫生,从小自己洗衣服,乐于助人,喜爱吃甜食等等。如果不是碰巧赶上“文化大革命”,不是上山下乡当知青,他本来完全可能顺理成章地考取某所名牌大学,也许还能攻读硕士、博士,到国外留学深造。

不幸的是,小G刚刚上完初中,人生的风帆尚未来得及展开,一场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风暴就将他席卷而去。

老人告诉我,直到许多年后他们才获悉他的噩耗,知道他已经英勇地牺牲在国境对面的金三角战场上。

老人拉着我的手说:不管怎么说,孩子没有给我们丢脸埃我无话可说,只好选择飞快逃离。

大清洗运动摧枯拉朽,反面教员触目惊心。

红色流氓

枪毙逃兵的硝烟尚未消散,游击队又发生一起着名的“红色流氓”事件。

案犯姓蔡,与“文革”初期一位抢救火车献身的解放军英雄同名。

他被确认犯下的严重罪行是在一次公开场合下摸了妇女奶子。

需要说明的是,时至今日,一些金三角土着部落仍然保持以天体为美的原始习俗,男女山民个个浑然天成,即使有外人注目观看也毫不在意。

我曾经途经一座部落山寨,男女山民全不在意任我拍照,他们的表情像孩子一般天真无邪,弄得我只好暗自惭愧,觉得自己思想很不干净。

当然别人不穿衣服并不等于可以任意耍流氓,另一种说法是,蔡知青并未直接调戏妇女,他只是向妇女讨奶水来擦枪。我反问道,难道人奶比擦枪油更适合擦枪吗?

我怀疑这是个经不起推敲的理由。但是人们向我解释说,当地民族确有用女人奶水擦刀枪的习俗,他们认为奶水跟人血一样,能使刀刃锋利无比。

总之蔡知青被抓起来,关进土洞等候判决。据说罪犯态度十分乐观,他坚信自己没有罪,上级明察秋毫,真金不怕火来炼,所以常常在土洞里大声唱歌。歌声像小鸟一样扑啦啦地穿过瓶颈一样窄小的洞口,一直飞向蓝天白云。

但是一道严厉命令掐断他的歌声。上级下令召开斗争大会,然后执行公开枪毙。

他变成小G第二。

据说命令一宣布,这个倒霉的知青当场瘫软下去,他眼睛瞪得老大,喉咙咕噜作响,那些欢乐的鸟儿都闷死在喉咙里。

我对此震惊不已。以我肤浅的法律常识,即使摸了妇女乳房也构不成死罪呀!

充其量有那么一点流氓意识,属于青春期性饥渴,性冲动,理智失控,这样的错误我们年轻时候谁没有犯过呢?

其实向上级揭露流氓犯的人本身就是一群知青,他们出于高度感和正义感向上级揭露罪犯的犯罪事实。当我好容易找到这群知青中的某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但是他拒绝接受我的采访。

一场悲剧在许多年前就注定了,这是一个属于所有知青的共同悲剧。执行公开枪决的时候,知青犯人跪在地上,行刑者也是知青。据说当时首长询问下面谁来执行这个光荣任务时,数千双手臂和钢枪一齐举起来,跟树林一样笔直。我眼前腾起一片水雾,一串问号跌进没有尽头的黑洞里。

一阵轰隆隆的枪声穿越宇宙回响在我的大脑中。

蔡知青的鲜血溅起来,一直溅进我的书本里。一种说法是,犯人身中数弹仍然不肯断气,有人主动赶上前来向犯人补了一枪或者两枪。有人确凿地告诉我,那个补枪的知青就是老X。

但是老X坚决予以否认。

老知青吴庭正说:枪响过后天突忽然起了一阵怪风,直刮得天昏地暗,随后一片死寂,好像那么多人的斗争大会并不存在……我忽然听见人血哗哗流淌,像山泉一样丁冬歌唱。我从来没有听见人血会发出这样响亮的声音,直到今天我常常会在梦里听见这种像唱歌的声音。

杜士元身体魁梧,穿西服,戴眼镜,表情严肃,当我与这个高原大汉握手时心中有种紧迫感,好像逼近一座山崖。老杜嗓音中透出一种浑厚的胸腔共鸣音,像只大号音箱,让我暗暗称奇。我想如果他从小学习音乐而不是参加游击队,谁又能说他不会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多明戈?

杜士元

人们告诉我,老杜是个勇敢坚定的游击队员,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即使在游击队失败的危急关头也绝没有动摇信念。他因此受到提拔,担任警卫连指导员,他是游击队较早得到提拔的知青干部之一。老杜的爱情也顺理成章,他与娘子军连女指导员秦美翠志同道合,决心把属于他们个人的一切:爱情、家庭、事业以及生命全部贡献给红色游击队,献给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

但是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清洗运动”使许多人遭到灭顶之灾。在游击队,从前那种团结和睦的战斗气氛不见了,代之以人人过关的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肃清反革命分子。到后来人人自危,总部“红卫兵”只需一个小小的理由,甚至没有理由也会把人抓起来秘密处决,于是大批知青遭到捕镇压,红色恐怖笼罩整个游击队根据地。我的朋友老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影下一夜之间变成革命的敌人,成为轰动一时的“李、徐、杜反革命暴动事件”主犯之一。这个莫须有的所谓“暴动事件”成为红色游击队历史上的政治冤案之一,被捕知青达百余人之多,受牵连者数倍于此,老杜为此遭受残酷迫害打击达数年之久。

大逮捕发生在老杜新婚燕尔的蜜月里,这对刚刚在异国他乡结为人生伴侣的中国知青尚未来得及享受婚后的幸福时光,一个刚刚为新人祝福过的参谋长就率领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他们简陋的新房。新郎新娘跟往常一样立正敬礼,新郎的军礼姿势一贯很标准,身体笔直,挺拔得像一棵树,但是参谋长看也不看这棵树,拔出手枪来朝他连开数枪。

枪声像惊雷一样在耳边炸响。老杜说,他看见这只德国制造的精巧小手枪不停喷吐火光,他脑袋嗡的一响,就跟飞机失事一样。枪声将他的革命理想和人生统统击成碎片,这个蜜月变成黑色蜜月了。当然参谋长并没有当场击毙老杜,上级的枪口是越过杜士元的脑袋朝他身后射击的。老杜身后站着警卫员张海,张海是昆明六中知青,他的职责是保护指导员,服从命令听指挥。那天警卫员翱着卡宾枪,但是他连枪栓还没有拉开,而且准备腾出右手来向参谋长敬礼,但是参谋长还是无情地向自己的战士开了火,连开六枪。张海当场中弹死亡,年仅21岁。

老杜说:张海参军三年一直跟着我,是我连累了他啊!我看见老杜眼睛红了,一颗泪珠在眼眶边上滚动,许久没有掉下来。

警卫员张海之死竟然成为老杜的一又一桩罪名:即“图谋刺杀参谋长”和“武装拒捕”。老杜被投入监狱,后来又关进死刑犯的土洞达六十五天,天天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多次陪杀场和假枪毙。老杜说,“李、徐、杜事件”中那个首犯“李”,就是当着他的面被活活打死,滚烫的人血一直溅到他脸上,感觉跟开水一样。老杜判刑十年,实际坐牢达七年之久,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境外的革命生涯有一多半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这是一场发生在人类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时代噩梦。妻子秦美翠因受丈夫株连被撤职,但是她坚信丈夫是清白的,因此站在丈夫一边将爱情进行到底。我问老杜:你蒙受那么大的不白之冤,后悔参加游击队吗?

老杜答:要是后悔的话,我为什么今天还要入党呢?

老杜现在是昆明铁路局某单位主任,正处级,中共党员。秦美翠为另一单位处长。

林彪事件

1971年9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一件大事,这个事件的意义在于,“文革”运动由此遭受根本挫折。13日这天夜里,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坠机身亡,史称“林彪事件”或者“九。一三”事件。

其实更大的失败来自人们内心。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许多天真的人们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比如我们农场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无法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

还有一个男知青,他不屈不挠地逃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揭露有人陷害林副主席的政治阴谋,他理所当然被关进牢里。

更多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承受挫折和精神偶像被打碎的痛苦。

他们的痛苦来自真诚的心灵,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被伤害,就像少女被骗失身。

2000年,我采访许多境外知青,询问林彪事件对他们的精神影响。

他们异口同声表示,林彪事件并没有动摇大多数境外知青的革命信心。

梁晓军说:林彪事件之后我父亲出来工作,曾让我回国。省委大院那些跟我一道长大的同伴,有的当兵(解放军),有的进机关,有的上大学,只有我在金三角打仗。不过我不后悔,出境干革命是我自己的选择,与林彪无关。

康国华说: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林彪事件让人深感意外。不过那是国内的事情,游击队的敌人正在向根据地进攻,我们必须保卫根据地,取得战场胜利是当务之急。

潘国英烈士的战友常春光是个老红军后代,他对我说:革命是志愿的,没有谁强迫你。那么多知青献出宝贵生命,他们不是为别人而是为理想而战。我坚信我们的理想是伟大崇高的,它绝不会因为出了区区几个逃兵叛徒,还有林彪事件而发生改变。

另外还有老红军后代黄瑞新、曹当福,军队干部子女刘丽(女)等等,他们都坚持战斗在金三角战场上,许多人直到80年代以后才陆续返回国内。

1972年,我被抽调到伐木队,开进亚热带雨林砍伐树木。

那时边疆许多深山老林都是无人区,我们的任务是将大树砍倒,把原木肢解成木板,然后等待马帮运下山去。

一天夜里我们的狗忽然尖锐地报起警来,它简直是由呜咽到愤怒,然后冲出窝棚狂吠不已。我们都惊醒过来,恐惧像车轮一样碾过我们心脏。

因为我们听见人的脚步声!

幸好外面那些人开口说话了,他们在外面试探地说:老乡,请救救我们!

原来他们是3个衣衫褴褛的游击队知青,我们赶紧把他们迎进来,往火堆里扔木头,架起铁锅造饭。据说他们在森林中已经跋涉了两天两夜,是火光和狗吠声把他们引出死亡的迷宫。

这一下营地热闹起来,火光映红我们兴奋的脸。

客人早就饿坏了,他们根本等不及生米做成熟饭,就开始了迫不及待的狼吞虎咽。他们不用筷子,手指像挖掘机一样把半生不熟的米饭直接倒进嘴里,他们的喉咙好像无底洞,眨眼工夫就把一锅白米饭吞没了。

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他们并不是什么英勇的游击队员,而是3个逃兵。他们担心游击队把他们抓回去。其中一个胳臂上缚着绷带的知青喃喃地说:你们知道那边有多可怕?杀了那么多人……

蛮光监狱大暴动

2000年春节二杜老邬匆匆去了一趟外地,据说因为某战友父亲去世,大家赶去帮助料理后事。

我发现境外知青相当团结,他们至今仍保持着一人有事大家相助的团队友爱精神。

后来我进一步得知,该知青由于卷入一起惊天大案,已经失踪多年,至今下落不明。

我好奇地追问他们是什么惊天大案?他们回答说,他和其他知青犯人发起监狱暴动,据说当时场面极为惨烈,简直称得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被关押的知青不知怎么弄到了枪,也有说是与知青看守相勾结,把监狱夷为平地。这就是游击队历史上轰动一时的“蛮光监狱大暴动”事件。

于是我记住这个知青名字叫蔡东,他是监狱暴动事件的主谋之一。我关心的问题是,这起罕见的知青暴动事件是否历史的必然产物?蕴含了那些历史意义?它向我们提供那些值得关注的历史参照,比方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典型命运?

没有人回答我。因为所有当事人均已消失在漫长的岁月河流中,茫茫的历史迷雾遮挡我们的视线。历史是一座山,我们因为距离遥远而无法看清山中隐藏的秘密。

我的另一个朋友老唐常年氢修车摊摆在街头的转角处,他稳稳地坐在轮椅车上,沐浴着明亮的光线,一双粗糙的大手很灵活,那幅画面简直就是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劳动广告。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专心替人修自行车,老唐面色赤红,很像高温烧制的红泥砖,他的手指裹着一层老茧,老茧开了裂,给人感觉很有力度,三下五除二就把自行车内胎剥下来。

我们常常坐在家乡城市的天空下说话,他劳动,我采访他。

老唐告诉我,他的腿不是被敌人而是被自己地雷炸掉的。那是一次事故,世界上常常都会有许多不幸的事故发生。游击队蓿营一般都要布雷警戒,开拔前把地雷起走。那天早上太阳尚未升起,森林像一张湿漉漉的大,里飘浮着黑夜的破碎影子。

游击队员唐大昆按照昨天做下的记号一一回收地雷,当他起到第五颗也就是一颗地雷时出现一点小小差错,记号不见了。他明明记得记号是一堆柘树叶,上面插着一朵粉红色的杜鹃花,但是现在杜鹃花不见了踪影,而树林里有许多一模一样的枯树叶,你知道地雷埋在那一堆树叶下面呢?

正当他的脚在树叶之间犹豫时,命运的魔鬼忽然蹿出来,不由分说地攫住他。

他说,当时只来得及看见一朵耀眼的血火之花猛烈地绽放开来,一瞬间照亮黎明前的黑暗丛林……那一年他刚刚十九岁。

我问老唐:你听说过监狱暴支斩故事吗?还有蔡东,他是个知青,你认识蔡东吗?

残疾人老唐摇摇头说:我不认识蔡东。监狱暴动倒是听说过,因为我有个战友被关进监狱,后来失踪了。听说当了叛徒。

又是一个失踪者!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像猎狗一样放出光来。通过老唐断断续续地讲述,于是我知道这个失踪者名字叫杨宏建,曾经做过总部警卫班长,后来被关进蛮光监狱。

监狱大暴动之后他逃出去,后来投降了敌军,并带领敌人偷袭游击队总部,连××主席都被杀害了。修车匠说:听说他得到敌人一大笔赏钱,发了大财,后来隐名埋姓去了泰国。

境外知青罗小明

罗小明是个普普通通的境外知青,2000年我在昆明与这个叫做罗小明的老知青不期而遇,我相信这是我的幸运。别人告诉我,罗小明曾在那座神秘的蛮光监狱当过看守,至于他何以成为那场监狱大暴动幸存者,外人则无从知道。

我是在昆明海埂二手汽车交易市场找到罗小明的。那天天气奇热,我看见罗小明一张宽大的脸庞上膨出厚厚的油彩底色,五官蓬松,像一张刚出炉的北方烧饼。

我看出老罗生意很忙,旁边有人指点说,罗老板是这家二手车场的大人物,别人几天成交一辆车,他一天却能成交几辆车。我正担心这只龙头股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不料他对手下人交待一声,自己开过一辆“本田”就把我载了去他家里。罗小明解释说,他原名不叫罗小明,叫骆晓民,前面那个名字是在金三角打仗时用的化名。

但是我还是愿意叫他罗小明。

我认为车老板罗小明算得上金三角归来的众多老知青中的少数成功人士之一。

他在境外从军5年,80年代下海做生意,至今已有十几年历史。我看见老罗的家庭生活依然保持简洁朴实的军人作风,不像一些突然暴富的商人那样铜臭。

老罗至今仍珍藏许多游击队的内部文件、战报、简报、学习材料等等,他稀里哗啦搬出一大堆发黄的故纸来任我翻寻,还应我的要求脱下衣服来查看伤疤。我吃惊地看见老知青前胸后背各有一个伤疤,军事术语叫做“贯通伤”,我看见这两个邪恶的伤口像两条毒蛇一前一后缠绕心脏,与心脏共舞。我为老罗庆幸,如果毒蛇再靠近那么一点点,只消几根头发丝,那么今天改革开放的罗老板就再用不着跟林林总总的二手汽车打交道了。但是罗小明说:这不是金三角打仗负的伤。我没有上过前线。我很感意外,老罗进一步解释说:这是红卫兵武斗留下的纪念。罗小明说,因为有伤,入伍后上级便没有派他上前线作战,而是留在后方当了一名监狱守备队战士。

这座监狱就是神秘的蛮光监狱。蛮光监狱地处后方深山,几乎与世隔绝,加上戒备森严,从未发生过犯人逃脱的事件。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大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特务、国民党分子、山官、头人、土司、毒贩、土匪分子,以及死心塌地反对游击队的敌人。随着游击队开展“大清洗运动”,监狱罪犯的成分也明显发生变化,从前那些黑皮肤打赤脚的本地土着渐渐少了,反动阶级山官土司国民党特务难觅踪影,而五花大绑从前线押送回来的知青犯人却多起来。这些知青犯人个个都有很吓人的罪名,比如反革命阴谋集团、钻进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定时炸弹、内奸、特务、叛徒、阶级异已分子等等,有时监狱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

我问老罗:你相信他们都是反革命吗?

他老老实实承认道:这恐怕就是我提前退伍的原因吧。我是个中国知青,感情上倾向知青是自然的,我相信所有到金三角打仗的中国知青都是真正的热血青年,因为跨过国境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没有理由跑到国外来反对红色游击队。可是我的身份是个监狱看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我没有权利怀疑上级,更不能违抗命令。

我问:有个知青犯人叫蔡东,还有杨宏建,你认识他们吗?他摇头说:守备队的职责只是站岗放哨,跟犯人不发生任何联系。我说:讲讲监狱暴动的经过好吗?

你是怎样逃出来的?不料老罗更加抱歉地说:此前我刚好奉命外出征集公粮,不料这期间监狱发生暴动,后来我就奉命调到一座武器仓库当看守。要是当时我在场的话,你说今天我能坐在你面前吗?老罗不忍心看见我一脸沮丧,就安慰我说:你跟小潘谈谈去吧。你恐怕不知道吧,她也在蛮光监狱当过看守。没准儿她能为你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也说不定呢。

(摘自:邓贤 《中国知青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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